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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伊始就重视对外出版

    早在延安的时候，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以一部不朽的《红星照耀中国》，向全世界真实地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此书出版后，赢得了世界人民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和同情，也激励成千上万个中国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

    深知对外宣传工作重要性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天起，就特别重视外宣工作。1949年10月1日，就设立了国际新闻局，肩负起新中国对外宣传事业的重任。这也就是后来的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简称中国外文局）。

    一个月后，国际新闻局翻译推出了新中国第一本外文书——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而且还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个图书进出口机构——国际书店总店。

    1953年，中国国际书店代表人邵公文与英国劳伦斯·魏沙特出版社的代表人在京签署了出版发行英文版《毛泽东选集》的合同。同时，中国国际书店还与英国的柯烈茨书店达成在欧洲发行中国书刊的协议。这家书店也成为当时在英国以及整个欧洲发行中国书刊的中心。

    当时除了大量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著作，中国引进的大多是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参加的也多是社会主义国家组织的出版会议。

    当时还有个宏伟的计划，就是从1960年开始，用10年的时间，把中外历代有价值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文艺作品，全部整理和翻译出版。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总结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图书对外翻译的三次高潮时，把上世纪60年代这个时期称为第一高潮。这一时期主要进行以传统名著为代表的对外翻译工作，中国的四大名著和鲁迅、巴金等大家的作品，唐诗、元杂剧选等都被译成外文。黄友义所说的第二个高潮和第三个高潮，是上世纪90年代和进入新世纪以后。

    窗口渐开“西风”徐徐吹来

    如今，走进书店，《哈利·波特》系列、《暮光之城》系列中文、英文版随你挑；咿呀学语的娃娃可以读到世界各国的经典绘本；打开网上的电子图书馆，只需轻点鼠标，国外的科技图书、文献可以瞬间下载……文艺、社科、生活、励志、教育、科技等各个门类的图书供不应求，世界各地、不同时期作家的经典名作，与全球同步发售的新人新作排着大队等读者挑选，这是今天的读者习以为常的事情。

    如饥似渴的读者排着大队等着买书的场景，对于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几乎不可想象。

    2008年，译林出版社原社长李景端曾撰文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翻译出版所走过的风雨历程，其中就谈到了图书“引进来”窗口渐开的这段往事。

    为解决“文革”后的全国性书荒问题，1977年12月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提出在近两年内要抓好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过的好书的重印与再版工作。1978年5月，国家出版局决定赶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经党中央、国务院的批准，动用了印刷《毛泽东选集》的储备纸，这其中就包括《悲惨世界》、《莫泊桑短篇小说选》、《安娜·卡列尼娜》等外国古典文学名著。虽然只是重印，但毕竟奏响了“引进来”的前奏曲。

    与激荡了几代人青春与热血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等更多侧重于高扬理想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的苏联作品不同，一大批旨在引导读者“打开眼界，走向世界”的思想启蒙和科学文化读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也反映了当时思想界、学术界的精神追求。

    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1985年，《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11卷）在邓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下翻译出版。同一时期，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走向世界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湖南科技出版社的《第一推动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译林出版社的《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译林文库》等陆续推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三联书店的《学术前沿丛书》等，大大增加了当代名著的比重。西方作品“引进来”的“窗口”由此渐渐敞开。

    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架桥铺路

    从引进西方作品，让中国更了解世界开始，到推动中国图书、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历程，折射出的也一个思想逐步解放、观念逐步更新的过程。

    如今，每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美国书展、莫斯科书展、东京书展、华沙书展……处处可见中国展团的身影。中国外文局的“感知中国”展台已成为国际知名品牌。与大步“走出去”赴海外参展相对应，把国际友人“请进来”沟通交流的国内展会也硕果累累。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自1986年首次设立以来，现已成长为四大国际书展之一。多年从事图书译介工作的陶建说，与翻艺网合作过的很多海外出版商都非常愿意到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走一走，和老友新朋见见面，亲身感受一下这里的氛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第十三届图博会上的版权贸易协议和议定版权合作意向达12064项，版权输出和版权引进比为1.23∶1，首次实现了版权贸易顺差。今年，在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第十六届图博会共达成版权贸易意向12656项，比上年增长了10.52%；签署版权合同1392项，引进输出比为1∶1.29。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聘请的海外专家也为中国出版“走出去”支了不少招儿。比如，国外的出版机构有自己独特的工作方式，熟悉并适应这些才能使工作更有成效。就最基本的图书信息册页而言，中国出版社提供的资料大多只包括短短的内容、作者简介，缺少海外出版商更为关注的作者详细背景、篇章节选等更直观的内容。如此种种看似细小的环节，关系着“走出去”的成败，都是译介机构工作的重要内容。

    也正是这一点一滴的改进，使得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道路正变得越来越顺畅。

    “走出去”遍地开花结果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王蒙、铁凝、冯骥才等作家的多部作品陆续被译成10余个文种，享誉海外。2008年春，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和企鹅出版集团推出的英文版《狼图腾》，在110个国家和地区同步发行，由法国导演执导的同名影片不久也将面世。日前，中华书局宣布，《于丹〈论语〉心得》迄今已签订国际版权30种，涉及21个语种、29个版本。

    自2002年国家大力实施“中国图书走出去工程”以来，尤其是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实施，使中国图书在实物出口、版权贸易、合作出版、境外直接出版等方面全面开花。2008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共向海外输出版权1268项（不含中国港澳台地区），与境外80多家出版机构签订345项资助出版协议，涉及488种图书，资助金额超过1400万元。

    目前，中国图书、中国语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内容更加丰富，形式也更加多样。2008年5月，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与美国百胜书店合作的博库书城网络书店在美国落地。由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出资创立的美国佩斯大学孔子学院，2009年5月在纽约揭牌。这也是第一家由我国企业参与出资创立的孔子学院。2009年6月，木兰出版社在韩国首尔成立，这是中国出版集体公司和版图公司继2008年在悉尼、温哥华、巴黎成立3家出版公司后，在海外成立的第四家合资出版公司。

    2009年7月，在马里文化部和中国驻马里使馆的积极支持下，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和马里撒哈拉出版社合作举办的2009中国文化聚焦-中国图书展，在马里首都巴马科市的阿斯基亚公立中学孔子课堂举行。

    时至今日，遍布全球的331所孔子学院（课堂）成为各国学习汉语言文化、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场所，“汉语热”日渐升温；截至2007年，中国图书实物出口贸易量已实现顺差，达到“进一出二”的水平；版权引进与输出比降至4∶1，版权输出地域扩大，语种不断增加……这些骄人的业绩，对于生活在“书荒”年代的读者来说，恐怕也是不敢想象的吧！（朱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