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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金波：语言是逐渐形成的，而文字不同。文字可以通过漫长的时间创造出来，也可以短时间内创制、推行使用。西夏文是根据汉文创造的，属借源文字，我相信历史记载，西夏文的创制者野利仁荣花费了很多时间和心思。西夏文属表意文字，创造者应该有很高的汉语、汉字方面的修为。

　　另外，西夏文在形态上与汉字不一样，表现了党项族标新立异的需求。

　　一种民族文字的出现是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西夏在其文化发展中借助了当时的先进文化。他们与汉文化接触得比较多，我们推测，在西夏与中原王朝的往来中，党项、西夏上层的子女们可能要学习汉文，李继迁、李德明、元昊等人都可能懂汉语，他们受汉文化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同时，党项族要表现其民族的自尊、自豪的意愿也很强烈，所以西夏字没有一个字和汉字一样，但是他们又难以跳出汉文化的圈子。

西夏文：标新立异 运用广泛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夏文在西夏境内能够得到广泛使用，除了其统治者大力推动的原因外，是否还有深层的语言学原因？

　　史金波：西夏语属于汉藏语系，与汉语同系属，基本是一字一词，在词的形态变化等方面不丰富。因此，类似汉字的这种表意文字基本能解决记录西夏语的问题。野利仁荣未必了解当时各语言的系属关系，但他借用汉字创制的西夏文确实能够顺畅地表达其语言，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和长时间的流传。

　　与西夏文几乎同时出现的契丹文就没有那么幸运。契丹人也借用了方块字创制契丹大字，因为契丹语是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语言，语言与文字之间存在不匹配的情况，所以后来契丹人又创造了小字，但是也没有广泛推行开来。

　　西夏文的情况就不同了，从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武威、敦煌、银川等处发现的文献可以推知，这种文字在当时的西夏境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一直到基层都在使用，而且越用越熟练。西夏文的草体出现一般是在基层。可以推测，在西夏境内懂这种文字的人不一定很多，但是确实存在，就像我国解放前村镇中有识字的先生。

　　西夏文研究：费力气，也要灵感

　　《中国社会科学报》：《文海宝韵》是西夏文的一部重要韵书。您与黄振华、白滨出版的《文海研究》，被认为是今人研究西夏文的重要成果之一。对于该书的研究，当时是怎样进行的？

　　史金波：上世纪70年代，我们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和民族所图书馆分别看到了苏联专家们出版的《文海》上下册，书中有西夏文刻本《文海》全部影印件。此书是对西夏文形、音、义解释最全面、详细的一部辞书。我决心通过翻译此书，弄清楚西夏文的字形、字音、字义。为此我想把出现在不同条目的同一个西夏字，无论大字（词头）小字（释文中的文字），都汇在一起，互相比对、校勘，最后得出准确的形、音、义。

　　我先把《文海》的3000多词条依次抄在8开纸上，每张纸抄10条，同时进行初步翻译，用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才译完。然后是复制。当时没有复印机，好在上海发明了一种机器，用电光打蜡纸，把抄写、翻译好的纸放进去后，用电火花把文字打到蜡纸上。我写的条目达几百张，每张用15分钟打印。

　　这台机器产生的电火花有臭味，无论天气冷热，都要开着窗户，在里面还是被呛得头昏眼花。为节约时间，中午吃饭前放上一张，吃饭回来就打好了。这样，最多时每天能打20多张，前后花费了两个多月时间。

　　蜡纸打出来后，再拿去印刷。一般是每张纸印30张，因为一条中作为词目的大字和解释字形、字义、字音的小字加在一起一般不超过30个西夏字。再将每张纸上的10个词条分别裁开为小长条。根据每一词条的字数选用相应数量的小长条。比如，一词条有15个字，便选用15个相同的小长条，然后在各小长条上选不同的字，用朱笔在上面画上圈。最后将小纸条依被画圈字的部首和笔画分门别类地编排。这样就把每个西夏字出现在《文海》中的所有词条都集中在一起了，为核对其字形、字义打下了基础。

　　后来黄振华、白滨也参加这项工作。我和黄振华主要是利用集中在一起的每个字的多个纸条反复核对字形和字义，这样把绝大多数西夏字的字形、字义都弄清楚了。根据这些，白滨做了一份抄本，做得很仔细。因苏联专家书中的《文海》影印版字迹不清楚，这个手抄本就成为最清晰的本子。《文海》前的研究文章由我们三人分别撰写，索引是共同合作完成的。

　　《文海》共有3000多字条，若每个字做10张纸条，也有3万多条。盛放这些纸条的柜子还放在我的办公室。《文海》对我们的研究来说是个里程碑。《文海》出现了5000多个西夏字，而西夏文的常用字不到2000字。通过这项工作，对西夏文音、形、义的认识逐渐清晰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夏文的草书识读，被认为是西夏文基本破译之后的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目前进展如何？

　　史金波：学者之所以重视草书的释读，是因为西夏文文献中大量的社会文书都是用草书写成的。近几年，我们在整理俄罗斯藏西夏文献中，发现了一批关于西夏社会的重要资料。其中，特别是大量反映西夏社会底层的乡里户籍，军抄文书，借贷、买卖文契，各种账目，官牒私信以及很多文献的题款等，都是反映西夏社会的真实记录。在西夏文草书方面，西方学者格林斯塔德对西夏文草书《孝经》做过卓有成效的释读。近些年，我利用西夏文草书社会文书发表了几篇学术论文。日本的学者在这方面也做过一些研究。目前我已初步摸索出一套释读草书的方法，希望能够与同行一同探索、完善。研究西夏文社会文书是我以后的工作重点之一。

　　不再神秘的西夏

　　《中国社会科学报》：曾有一种说法“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国外”，您如何看待？

　　史金波：从沙俄时期到如今的俄罗斯，西夏学专家已有几代人。原有索弗罗诺夫和克平两位教授对西夏语言研究有贡献，索弗罗诺夫对语音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克平对西夏文的一些重要语法现象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当代的克恰诺夫教授在西夏文献翻译和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研究西夏文的日本学者中，西田龙雄和桥本万太郎两位都很突出。

　　龚煌城先生将西夏语语音与语法结合起来研究进展很大，贡献很大。内地在此方面还比较薄弱。我想应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再发展一步。近年来，西夏文的语法研究进展很大，也存有很多问题。现在，我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教授西夏文课，除给博士生、国外留学生讲课外，还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过两次选修课。我们需要继续积累资料，吸收外国学者的成果，认真总结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心得。

　　我没有听谁说过“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国外”这样的话。西夏学虽然年轻，但一开始便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二战中西夏学被冷落了。战后苏联、日本先后恢复，中国直至上世纪60年代才开始恢复，显得落后了。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中国的西夏学发展很快，在西夏文字、文献释读、历史、社会、文化、宗教、文物研究方面，以及文献整理出版等方面都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推动了西夏学的全面、长足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西夏文和西夏一直都有一种说法，认为其非常神秘。随着研究的推进，这种神秘面纱是否已经消失了？

　　史金波：过去说“神秘”主要是因为历史上有关西夏的资料比较少，也不系统，致使西夏王朝的面目不清。随着西夏文献的大量公布，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西夏神秘的面纱会逐步褪去。比如西夏法典《天盛改旧定新律令》内容包括刑法、诉讼法、民法、经济法、军事法，多方位地反映了西夏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其详细程度为现存中古法律之最。《天盛改旧定新律令》经过克恰诺夫和我们两次翻译后，学术界利用翻译成果撰写有关西夏法律、社会的论文和专著，对西夏王朝的认识深入。

　　西夏文研究是一个科学的过程。西夏文字解读的进展较快，不是因为谁的头脑有多聪明，而是因为西夏文的材料多，而且其中有便于解破西夏文的字典、辞书。当然，还有赖国内外专家的刻苦研究，西夏文才得到了破解。通过国内外几代西夏学专家的不懈努力，对多种西夏文文献的成功解读，曾经鲜为人知的西夏文化、社会场景将不再模糊和神秘，在我们的脑海中逐渐变得清晰、鲜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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