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阿多诺的著作文章难读难懂吗？回答是肯定的。不过，这难读难懂有的是因其思想、写法所致，有的却与他本人无关。
记得精通德语的同事方维规教授经常与学生念叨的一句话是：“西方那些大思想家，他们写出来的每一句话意思都是清楚明白的。如果他们说的话读不懂，肯定是翻译有问题。”(大意)这也就是说，阿多诺固然有其难懂之处，但其中的原因之一是翻译者没有吃透阿多诺的意思，结果把阿多诺的话扭曲得面目全非。如此一来，阿多诺也就跟着遭了殃。
我最近就见到一例，详述如下。读过梦亦非先生的《阿多诺的漂亮舌头》(《南方周末》2010年5月27日)一文后，我有些吃惊。因为此文虽然没有指出具体出处，但文中的好多引文以及转述是来自于《阿多诺：一部政治传记》([德]洛伦茨?耶格尔著，陈晓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此书刚面世时我就读过，当时觉得其中的一些翻译有问题，但并未深究。比如译者把aura译作“光彩”，却不知道汉语学界对此概念已有“光晕”、“灵光”等固定译法。而一些已有定译的人名也被译者随意乱译，让人觉得莫名其妙。比如基尔凯郭尔变成了“基尔克加特”，卢卡奇或卢卡契被译作“卢卡斯”，勋伯格被译成“舍恩贝格”。哲学家卡西尔一会儿是“卡西雷尔”，一会儿是“卡西勒尔”。如此翻译，确实增加了理解的难度。因为我手头正好有此书的英译本(Adorno：A political Biography)，便不得不边看汉译边对英译。一些汉译看不明白的，看英译却很是通畅，就觉得译者的水平是比较成问题的。
估计梦亦非先生并不知道此书翻译得不好，却反而把此书的烂译当成了阿多诺的原话，进而对阿多诺大加埋怨。这样一来，就真正变成了“国际玩笑”。比如，梦文在一开篇即引《阿多诺：一部政治传记》中阿多诺说过的一段话，原文如下：
“社会越是彻底，那么思想就越是具体化，它的开始就越是自相矛盾，并试着从自身去摆脱这种具体化。对灾难最外部的了解恐怕有变成废话的危险。文化批评面对着的是文化和野蛮这一辩证法的最后一级：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残酷的。这也是吞噬着这样的认识，即它说出了今天为什么不能写诗的原因。把思想进步假设为自己的一个元素，并在今天准备彻底地吸收它的这种绝对的具体化，是批判性的思想力不能及的，只要它自己没有任何变化。”
阿多诺的这段话估计梦先生没看明白(不能怪梦先生，其实谁也看不明白)，于是他便大发感慨：“可以看出阿多诺这段话并不好懂。德国哲学家的话都不好懂，这倒并不是因为它们的思想深到我们读不懂的程度，而是德语并没有足够成熟，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表达效果。康德的三大批判之难懂，一部分原因不得不归因于当时德语的粗鄙与言不及意，虽然德国知识分子一向过于自信地以为只有德语才最适合搞哲学。”
我不懂德语，所以对康德、阿多诺等等所使用的德语是否“足够成熟”、“粗鄙”或“言不及意”不敢妄下断语。让我奇怪的是，为什么梦先生会如此自信满满地遽下结论，却没想想是不是翻译出了问题？阿多诺的这段话来自于他的《文化批评与社会》(Cultural Criticism and Society)一文，此文的英译与《阿多诺：一部政治传记》的英译大同小异(篇幅所限，不再提供英译)。前段时间我给博士生上课，正好使用到这段文字，便自己先译一番，又请远在美国的曹雅学女士帮我校译，译文如下：
“一个社会的极权程度越高，心智的物化程度就越严重，其依靠自己本身而逃离物化的尝试也就越自相矛盾。就连最极端的末日意识也有沦为茶余饭后闲谈的危险。文化批评发现自己面临着文化与野蛮之辩证法的最后阶段。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甚至侵蚀着我们对写诗在今天之不可能性的认识。绝对物化本来把知性进步作为自身的前提要素之一，但是如今却有吸收整个心智的架势。持批评精神的知性如果将自己局限于自我满足的沉思，就无法应对这种挑战。”
我们的这段翻译或许还谈不上完美，但起码阿多诺要表达的意思是翻译清楚了。不知梦先生面对阿多诺的如此表达会作何感想？
再说一遍，这件事情似乎不能怨梦先生，而是翻译惹的祸。但梦先生以讹传讹，异想天开，恐怕也算是下笔不慎吧。《否定的辩证法》一书的英译者阿什顿曾说过，为了跟上阿多诺的步点，“你需要几乎完全了解康德、完全了解黑格尔、并从内心深处——不单是‘用心’——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此外，你还应该对各个领域的现代人物有可靠的认识，如柏格森、胡塞尔、席勒、本雅明、贝克特、勋伯格、克劳斯、海德格尔等等。我们的译者不可能下过如此工夫，其翻译自然也就变得不伦不类。而阿多诺的传播者又借助这种不伦不类之物进一步解读，解读之物便更是非驴非马了。经过几轮的强暴之后，阿多诺的思想早已变得面目狰狞，他也就在中国倒了血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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